上周六的晚上我和石宁还在达拉斯的小破机场等午夜的飞机。
去达拉斯的决定很突然,因此也多用了计划外的一天假期。起因是一天我突然很无聊地上Brown网站,看到达拉斯的校友活动,邀请Brown的Prof.Hazeltine讲Cross-cultural Negotiation的相关内容,案例是Google当年买google.cn的历史故事。虽然事过境迁,一群局外人也讨论不出什么,但这却不失为一个去达拉斯看看的好借口。顺手查了机票,时间虽然差,但实在是便宜,于是,我就这么决定了。
一出机场就闻到阵阵青草味,心情十分愉悦。高速限速70迈,大家开得都很疯狂。层叠的高架桥让GPS彻底迷失了,兜兜转转,才找到了酒店。因为下午3点才能入住,而由于赶早上5点的飞机人困的不行,我让石宁带我去个小公园睡午觉。结果,石宁把车开到了这儿的一个植物园,人多得连平时的停车场都停满了。我们只好把车停到临时开辟出来停车的空地上。下车后石宁问一个大叔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活动,大叔一耸肩说,没有啊,大概是天气好吧。
天气真的是很好。达拉斯的花儿都开了。很多小朋友和全职太太。看到了2支春游的队伍,一群是Hispanic,一群是African American,脑海中瞬时浮现出segregation,其实我之前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词,来美国才学会的。
身上还散发着机舱的味道,衣着也明显不够凹造型。我难得背着双肩包在太阳下走路,仿佛又找回了N年前第一天到罗马的感觉。通宵火车从尼斯到罗马,狼狈不堪、身体困倦但思维却异常清晰,而这种清晰在恒温、机器发酵的办公室中从未有过。
总的来说,达拉斯的确很容易被忽略。周五晚上我和石宁吃了很多肉,包括fried chicken steak,挺诡异的,还吃了绿番茄。周六白天去了肯尼迪遇刺的地方(见下图)和一个地广人稀的大公园(Fair Park)。快傍晚时去了布朗校友的讨论会。我和石宁的确是最年轻的校友。讨论的内容毫无新意,美国人看中国就那个样子,包括那个案例,尽管出自于Kellogg,如果不能说脏话的话,我只能说“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写的。”这和爱国主义没关系,因为光里面的逻辑谬误我觉得入选GRE Argument的作文题目还差不多。讨论会在一对布朗校友夫妇的豪宅举行,很大很现代很接近自然,并且这显然不是他们唯一的一幢。那个区也相当好,听说小布什也在那个区置有不动产:P。不过这些东西和布朗应该没什么大关系,因为也有浑浑噩噩的布朗校友夫妇,比如我和石宁。
讨论结束后石宁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:“我很诧异有些人长那么大了看问题还那么绝对。”我想,谁又不是在自己习惯的框架内思考呢?甚至是过去受的教育,都在教我们构建思考框架,然后用这个框架去思考,美国人所谓的发散思维,也只是把这个框架做成了发散结构。虽然不可避免,但意识到总是好的。另外,我也发现我没有以前那么炮筒了,开始明白没有目标就不必放炮的道理。
在达拉斯呆了2天就回波士顿了。蜷缩在达拉斯小破机场的沙发上等飞机时我问石宁,多久没有为了省钱坐时间诡异的航班了?他回答说也是N年前了吧。
我想如果要给这2天加一个标签的话,那应该是“放下”。石宁也应该同意的,心领神会。但是不应该放下那块遗失在达拉斯的纪念冰箱贴T.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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